海子一去二十年

20年前的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 
 

海子死后的两三年内，很多人模仿他的写作，一度形成“新乡土诗歌”的一股小潮流。海子的死，还引发了一些青年诗人的自杀事件。

20年来，除少数人外，那些曾经的“最好的诗人”，有的做了编剧，有的做了书商，有的干脆下海经商，总之已很少写诗了。有人说，诗歌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岁月的流变中，诗人已老去。

于是，人们以海子之死为分界，把1989年视为诗歌的界碑。

海子死了，诗人们呢？

海子最后的春天

20年前，海子以一种极具仪式感的方式告别世界，亦从此承受被解读或误读的命运。本刊记者在京皖两地，沿着海子最后的生命轨迹，走访他的家人、同学、同事、朋友10余人，试图重拾他们脑海深处的记忆碎片，拼凑出一个最真实的海子形象，为我们读懂海子与那个诗歌时代提供一个事实基础

本刊记者/张鹭(发自安徽、北京)

“你还是不是个男子汉？”

在安庆市区的家里，安徽诗人沈天鸿望着坐在酒桌对面的海子，烦了。他的小老乡微微一怔，呆呆地望了望，赶紧换了个话题。

那个晚上，海子一个人喝了将近一瓶50度的白酒。趁着酒意，海子喋喋不休地谈起了自己的种种不如意：

“北京的(诗歌)圈子很严，简直进不去！”在某些诗歌聚会的场合，除了好朋友、《十月》杂志编辑骆一禾，没一个人理他，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耻辱”。

还有去四川时遭到的冷遇。海子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长达万行的长诗去四川寻找知音，却遭到了四川诗人的批评，“跟他们谈不下去”。海子抱怨，他在四川的诗人朋友尚仲敏，事后公开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批评文章，“人怎么是这样的呢？”

“他难受不像一般人，几天就过去了，他会放在心里，一直念叨。”20年后，坐在客厅沙发上，沈天鸿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当时面对海子没完没了地诉苦，“就是想刺激他一下，他实在太敏感、太脆弱了”。

这是在1989年农历新年的大年初几，海子从一小时车程以外的怀宁县农村老家来安庆拜年，顺便拜访他。2月底或3月初，回到北京的海子给他寄了一封信，全文没有标点符号，正文只有6个字：“我还活着你呢。”

“环球豆腐店”的少年大学生

　　一

查正全一家1989年的春节过得很忙碌。
 

由于二儿子查曙明第二次复读需要大笔学费，查家在前一年开了个豆腐店，过年期间正是生意好的时候，除了从北京回来过寒假的大儿子查海生，全家都在靠近街边的店里忙活。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26日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是查家的大儿子。

作为查家湾的传奇人物，这位4岁就能无师自通地背诵50多条《毛主席语录》、15岁就高分考上北大的少年大学生，享受着由“城里人”身份带来的特权，不用干活。他带着一部傻瓜相机，给忙碌的父母和3个弟弟拍照，开玩笑地要给家里的产业取名，“可惜你们是男的，不然这个店就可以叫‘豆腐西施’了，要不就等店做大以后，叫‘环球豆腐店’”。

在家里过年，海子与小他3岁的查曙明睡一个床。由于年龄隔得最近，查曙明是3个弟弟中与海子交谈最多的一个。在1988年，海子花了500元帮家里买了一台“星宇牌”14寸黑白电视机以前，兄弟俩的晚间娱乐有限——白天还可以开收音机听《岳飞传》之类的评书，但到了晚上，父亲要做裁缝活，收音机不敢放，只能聊天。

查曙明曾看过哥哥创作的长诗《但是水、水》的底稿，海子当时想将其出版，查曙明当时看不太懂，劝哥哥写点武侠小说，好出一些书。海子只是笑笑，“写武侠很简单，只要懂历史，有点文采，任何人都能写”，他读过梁、金、古的小说，对武功很感兴趣，“梁羽生懂些武功套路，古龙不讲这些，一招毙命”。

海子确实练过功的，不过是气功。早在1986年过年时，他就曾盘腿坐在床上，给弟弟表演“发功”：两手相隔五六十公分，让查曙明把手放在中间去感觉。时至今日，查曙明仍记得他能感受到“有灼热感”。

这个时候的海子看起来有些志得意满，1986年春节，查曙明看到了哥哥女友的照片，他无意中看到，在给这个内蒙古女孩的情书里，哥哥像任何一个陷入初恋的年轻人一样，与女友约定时间，一起为他们的爱情祈祷。

从1987年起，查曙明注意到，哥哥每年回家过年时开始喝酒。而在他生命中的最后阶段，酒在他的生活中显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西川回忆，海子去世后，他去收拾海子的遗物，推开门，门后一堆酒瓶子。

在他的最后一个春节，海子在舅舅家与几个表兄弟喝酒，谈起他在石家庄中院实习时遇到的一件不平事：那是一桩离婚案，男方出轨了，而妻子不同意离婚，按照以前的案例，这是不能判离的，但是男方背景非凡，法院还是判离了。

海子很不服，嚷嚷着要翻案。这一次他显然喝多了。回到家，就一头倒在了床上，查曙明嘟囔了一句，“不能喝酒就少喝点嘛”。海子从床上爬起来要打他，还差点砸掉了自己买了才一年的电视机。

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

　　二

1989年春节，查曙明没有那么多时间与哥哥聊天了。家里豆腐店的活很多，他们一家人差不多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三四点钟，当然，这样的辛苦带来的经济回报是高额的，一个晚上能挣100多块钱，相当于那时海子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一个月的工资。

而在怀宁县，隔壁村的一些早早辍学的年轻人，早两年就去南方闯荡，靠卖软笔致富，每个月能往家里寄回七八百块钱。

很难说这没有对这位村里公认的精英人物造成一定的心理波动。1987年，二弟面临复读，三弟、四弟在上学，正是家里最需要钱的时候，海子曾经跟父亲提出想辞掉教职出去闯一闯，跟北大的同学一起南下海南办报纸，但遭到了父亲查正全的坚决反对。

在父母和弟弟们忙碌或者睡觉的时候，海子像一个旁观者般，保持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他的一天这样度过：查曙明凌晨三四点回到家，他还在看书或者写作；等到早上家里人出门干活时，他睡到十一二点才起床，拿着稿纸，坐在门口，若有所思。他的脚下，往往有几张揉成团的废纸。

母亲心疼儿子，“你都是大学老师了，不用这么用功了”。海子只是笑笑。

这次回乡之行，给海子留下的感觉并不好。回到北京后，在3月11日，他从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坐班车来到数十公里以外的北京市内找西川，谈及这次回家，他感慨道，“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

海子对西川的描述中，1989年的故乡有一种诗意的伤感：“你们城里人看到农村麦浪滚滚，实际上要真正感受农村，必须在麦子割了以后，满地的麦茬，那个时候你站在地上，天快黑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地是一片荒凉。”

在此之前，或是之后的几天，海子来到位于北京市内的《诗刊》编辑部，找到他的朋友、《诗刊》编辑王家新，描述他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

提及海子反复说到的这个意象，西川不胜唏嘘，因为在这次交谈后的15天后，就传来了海子自杀的消息。

凯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

　　三

坐在中央美院的办公室里，西川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海子生前，其诗歌的边缘化：在正规的刊物里，只有骆一禾担任编辑的《十月》、内蒙古的《草原》等寥寥几家刊发过海子的几首短诗。 

个中原因，西川认为，“海子的抒情短诗和史诗，与80年代后期诗坛的现代主义趣味完全相反，这有点像他喜欢的诗人、同样因自杀而死的叶赛宁，叶赛宁的诗歌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主流抒情方式也不同”。

1989年，在沈天鸿的家里，海子向他反复抱怨，“他们都说我写的诗不是现代诗”。沈回答他，“你写的本来就不是现代诗”。作为海子的好友兼诗评家，沈天鸿认为，海子内在的那个自我是农耕文化的血统，这也是他诗歌中的意象、情感只可能属于乡村、古代的原因，“他是在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文学传统唱挽歌”。

此前一年的3月，在北京诗歌圈并没有获得承认的海子，带着自己的长诗来到四川。海子到达成都时，住在四川诗人尚仲敏的家里。21年后，尚仲敏在电话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及的记忆里的海子，就像凯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形象：头发很长，留着络腮胡子，穿着一身蓝色牛仔服、牛仔鞋，背着一个书包，外表时尚而叛逆，本质上却是个内秀甚至羞怯的年轻人。

尚仲敏当时在成都一所电力学校教书，有一间房子，一张床，在大概一周的时间里，他几乎与海子朝夕相处。白天他带着海子去拜访成都诗人，杨黎、万夏、翟永明⋯⋯到了晚上，两个人买些下酒菜，就着1.1元1瓶的沱牌曲酒通宵达旦地长谈，有时一起打坐、冥想，试着用意念和禅语交流。

海子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部一万多行的长诗，这首诗让他联想到但丁的《神曲》——在庞大的、迷宫一样的结构中，充满着神话与宗教的意味。尚仲敏能从中感到海子非同一般的自我期许，“他有那种承受人类苦难，做人类拯救者的英雄主义情怀”。

与此同时，尚也从中感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象征意义”。他把自己内心的不安写成一首诗《告别》给海子：生命琐碎，诗歌虚假无力/我们痛恨的事物日新月异。

这也预示了两个人的分歧：尚仲敏在90年代毅然弃诗从商，而海子则永远留在了那个“虚假无力”的诗歌年代。

海子在昌平：用酒稀释孤独

　　四

“略显疲劳，眼睛放光，显得很亢奋。”这是1989年2月或3月，海子留给一位同事的印象。这位同事那时在学校见到刚从西藏回来的海子，海子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起西藏之行如何令人振奋，他说到自己没带多少钱，是蹭火车回来的。

这个时候，海子已经不能继续教他最开始教的美学，而是改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一个学生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在第一节课，他聊了不少佛教的内容，还有他去西藏的见闻，其中有：一个喇嘛当众用利刃切开自己的腹部，整理肠子肚子后又把切开的部分合上，整个过程一滴血也没流。他说他道家的小周天练通了——就是从脑顶到尾骨，再从尾骨到后脑的一个逆时针的一个管道，练通了的人就可以在这个管道里运气。”

“后来上课时发现查老师讲得就不那么有趣了，常常是拿着书、或者是讲义念一段，让大家记一段笔记，再讲一段白话释义，好像考验自己对讲义的记忆力如何似的。”

海子的大学宿舍舍友刘广安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海子在1989年春节过后曾去城里看他，海子向他透露，自己不大满意学校安排他上的课程，已经在联系城里的工作。海子谈到，他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呈黑红色，刘事后猜测，可能是他长期酗酒导致的胃病。

海子曾写过一首诗《在昌平的孤独》，这种难以言说的精神孤独大多靠酒来稀释。他曾跟沈天鸿谈起，自己在昌平喝得最厉害的一次，是一个贵州诗人去昌平看他，每个人都喝了一斤半以上的白酒，倒在地上第二天才起来。

而在海子的同事孙理波看来，至少在形而下的层面，海子在昌平的生活并不孤独。他们住的地方紧靠军都山，春秋季节经常一起去爬山，小日子过得自由自在。县城中间有个电影院，他陪海子看过不少电影。

仅在他们住的西环里宿舍和后来的新校区宿舍，就有一帮喜欢读书的朋友。大家平时各自看书，到了晚上就喝酒聊天，经常聊到晚上两三点。“他一般在晚上写作，我中午去敲他的门，这小子还在睡觉，下午起来，出门买点菜，用煤油炉做饭。有时候聊着聊着，他突然‘来诗了’，抓起笔就写。”

“海子写诗时，有时候边喝边写。一个晚上可能写五六十张稿纸，先用政法大学的信纸写，然后誊在格子纸上后，可能就剩几张了，他的诗是高度浓缩的，一些短诗看上去只有二三十行，但他可能实际写了一两百行。”孙猜测，海子诗歌意象的断裂和跳跃感，可能与此有关。

海子形象很像卡夫卡笔下的饥饿的艺术家

　　五

1988年11月，海子完成了他的长诗《太阳·弑》。
 
他的好友骆一禾在一篇评论中谈到，这首诗剧的舞台是全部血红的空间，间或楔入漆黑的空间，宛如生命四周宿命的秘穴。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人物恍如幻象置身于血海内部，对话中不时响起鼓、钹、法号和震荡器的雷鸣。

“这个空间的精神压力具有恐怖效果。从色调上说，血红比黑更黑暗，因为它处于压力和爆炸力的临界点上。”骆在一篇写于1989年5月13日的文章里写道。

西川也认为，能写出这样的诗剧的海子“一定是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对此，海子生前的好友和邻居常远相信，海子是通过修炼气功，可以使思维进入一些特殊状态，开辟“超自然通道”，感应到别人感应不到的东西。

海子的父母至今保留着一份海子的亲笔遗书的复印件，在这封写于自杀前一天的遗书上，他谈到了自己可能的死亡，并把责任指向常远。而在同一天写给学校的遗书中，海子控诉，由于常远“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导致自己出现了幻觉和幻听现象。

20年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辗转联系到常远，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常远承认自己曾研究过人体科学，而海子也确实请求他教点什么，但他否认自己会气功，也没有教过海子气功。不过，常承认自己“曾给他介绍过一位藏密气功的传人”。

常远印象里的海子形象很像卡夫卡笔下的饥饿的艺术家：他常常独自一人行走在昌平的街道上，嘴里嚼着西红柿或大葱，透过镜片茫然地观察着市井万象，头脑中却在冷静地思考着人类乃至所有生命存在的意义。

他们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系统论、数学和人体科学。海子对所有的宗教都感兴趣，佛教的密宗，道教的全真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那些神秘主义的支派，都跟超自然力量有关。

这种试图从整体上和根源上认识世界的偏好，早在海子年仅20岁时就有所体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独家获得了一篇署名“查海生”的文章《从突变理论看国家产生形式和法的作用》，在这篇写于1984年的文章里，海子用拓扑学方法中的尖顶突变模型分析了国家与法律的起源。

海子经常吟诵英国哲学史家丹皮尔的名言，“真正的宗教是一种更为深奥的东西，它建立在直接经验这块不可动摇的磐石之上”。常认为，这体现了海子对宗教的理解，他不是像农村老太太一样烧香拜佛，而是想借此进入到一个超出人类经验范围的领域，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场景。

常远回忆起海子出现幻觉的一个场面，那是在1986年或1987年，海子惊慌失措地把同一栋楼的几个朋友叫到自己的房间，讲述了他刚才看见的“闹鬼”：海子说，看见自己的书在地上走动，而他挂在墙上的西藏唐卡画像也飞向对面的墙壁。

对于他而言，现世的死并不是件可怕的事　

　　六

“对于他而言，现世的死并不是件可怕的事，在跟我们日常聊天时，他就体现出对生命轮回的认同。”孙理波对本刊记者回忆，自己最后一次碰到海子是在1989年3月18日，在学院路的老校区教学楼主楼大厅门口，当时海子手上拿着一张表格，气鼓鼓地说，“他们评讲师职称也不告诉我”，之后他就坐班车回昌平去了。

在去世前半年左右，海子曾与朋友、青年散文家苇岸讨论怎样死去才是有尊严的，苇岸说上吊太难看，海子说，最体面的死法是从飞机上往下跳。但他最终没有从飞机上往下跳。他选择了铁轨。自杀时他身边带有4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海子出事后，他的大学舍友刘广安与骆一禾一起赶到山海关，见到了海子的最后一面。“他死得很有尊严”，刘对本刊记者说。他记忆里的海子永远是个孩子：上学时，整个北大法律系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他，因为这孩子实在太小，15岁上大学，班上跟他一届的同学年龄比他大一截，班上组织去香山郊游，照相时，那位同学搂着他开玩笑，“来，咱爷俩照一张”。

西川在海子死后编辑出版了海子的遗作，他反复在海子创作于生命最后阶段的长诗里，体味他的孤独感，“《天堂弥赛亚》里的天梯，一个人在天梯上，上下四方都是黑暗，没有人，他在大声地喊，‘还有谁在？还有谁在？’——那是一种透彻骨髓的孤独感”。

在《死亡后记》一文中，西川推测了海子生命的最后轨迹。“海子大概是25日早上从政法大学在北京学院路的校址出发去山海关的。那天早上我母亲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从学院路朝西直门火车站方向低头疾走的海子。当时我母亲骑着自行车；由于急着上班，而且由于他和海子距离较远，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没有叫他。

现在推算起来，如果那真是海子，那么他中午便应到了山海关，我想任何人，心里难处再大，一经火车颠荡，一看到大自然，胸中郁闷也应化解了。看来海子是抱定了自杀的决心。他大概在山海关逛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在那闲逛了一上午，中午开始沿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走去。”

　　⋯⋯

火车沿着冰冷的铁轨呼啸而来，车轮所过之处，一个时代无可挽回地宣告结束。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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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孙立平

在回顾30年代大萧条历史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留意。在罗斯福就任总统前3个月,是德国的希特勒上台。当罗斯福紧锣密鼓地构想和颁布一系列旨在稳定金融和重振经济的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则在一步步地构建一种极权主义的体制，制造国会纵火案、通过《授权法》、颁布《国家元首法》。其实，当时的世界上还不仅仅是一个希特勒。

凡是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承认，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与三十年代大萧条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亚洲，“九一八事变”就是发生在1931年，即大萧条发生的两年之后,日本由此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在欧洲和南美,情况也大体类似。有人进行过统计，到1933年10月，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法西斯运动遍及世界上23个国家，半年后增至30个国家。而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约有35个国家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到了1938年，只剩下17个国家了,到1944年，又减少到了12个。

现在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面对大萧条，为什么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并因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特别值得追问的是，应当说，美国在这次大萧条中受到的损失是最大的，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冲击也是最严重的，当时的社会矛盾也不能说不尖锐，为什么受冲击最大的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一些受到冲击没有美国严重的国家反倒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危机成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温床，是不难理解的。在严重的危机中,经济社会生活失控，社会政治矛盾尖锐，许多人处于绝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待一种有着绝对权威的权力出来力挽狂澜，是一种很自然的要求。就此而言，当时的美国不是没有产生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土壤。1933年初，曾经创造了“柯立芝繁荣”的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在死前4天哀叹道：“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罗斯福就职之日,卸任的胡佛曾送给新政府一句话：“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无能为力了。”连一向处世乐观的罗斯福,眼见马里兰银行倒闭时也惊呼道：“不知这座用纸板搭的房子会不会倒塌？”在大萧条发生那年的冬天,美国自杀的人数增加了3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望笼罩着美国。

艰难的生活，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社会开始成为一个火药桶。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念叨：“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于是，抗税运动发生了，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有人未经主人许可就在别人的空地上种菜。在俄克拉荷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空。愤怒的情绪和失控的行为随处可见。

绝望开始演变为暴力。底特律的救济事业停顿了，随之而来的是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10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曼彻斯特写道：晒得黑黝黝的农民甚至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艾奥瓦州的农民在一个叫作雷诺的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的领导下，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被扔到玉米地里。这意味着人们在用武力来进行反抗了。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在1933年1月发出警告，12个月内会爆发“农村革命”。在面对普遍的骚乱的时候，“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甚至那位把工人日工资从2美元提高到5美元、被人们称之为“重新定义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老福特也在腰带上别上了手枪。

由社会矛盾导致的是激进的社会思潮和与激进思潮相联系的暴力行动。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曼彻斯特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在纽约，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布登兹的激进分子率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成员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一位俄克拉荷马州人在国会作证时说，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对他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他问这位牧场主打算怎么干，牧场主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

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势力在明显抬头。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们就动手。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一个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朗格则在用实际行动建立独裁统治,取消州议会选举,州法院取消对制裁“侵犯公民自由”的宪法保证。

法西斯主义无疑成为当时美国一个现实的选项。当时就有人说，罗斯福如果想搞独裁，易如反掌。“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即使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也几乎心甘情愿地打算将等同于独裁者的大权奉送给罗斯福。

然而,“罗斯福新政”制止了美国社会动荡和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保住了它的民主与自由。曼彻斯特写道：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在胡佛时期，曾经试图以强硬的方式处理这些社会矛盾，但结果并不奏效，还曾经酿成臭名昭著的“补偿金屠杀”。一战退伍军人到华盛顿请愿,虽然组织严明有序，不让激进分子参加，但依然遭到了胡佛命令的、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的、巴顿为先锋的军队的镇压，数十名饥寒交迫的退伍军人或其妻儿遭到镇压死亡。但镇压能够解决的只是对政权的威胁,而不是导致威胁产生的危机本身。

在严重的危机和激化的社会矛盾面前，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意味着什么？有人会说，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治家上台代表着一种新的希望；也有人会说，罗斯福政府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收到了效果。但问题是，所有这些法西斯主义都能提供，甚至会用更吸引人的方式提供。那么，是一些什么因素使当时的美国避开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呢？回答也许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胜任的，但寻找“罗斯福新政”期间那些能制止法西斯主义的直接措施是可能的。事实上，在大萧条中，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与其说是出于必然（这种必然性人们也经常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样的题目下进行讨论，如著名的经济学家桑巴特），不如说是选择的结果。

而这种选择最重要的含义，是对社会中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的缓解。在大萧条中受到冲击的是社会的各个阶层，焦虑和不满也散布在整个社会。但不同阶层具体的感受及形成的倾向和主张又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是在社会的两端，即大资本和社会的底层。大资本需要秩序以免使自己成为社会冲突的靶子，底层则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需要一个提供饭碗的人，哪怕这个人是个恶魔。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理解“罗斯福新政”期间这样一种简单而明确的政策取向：抑制大资本，救济穷人。意味深长的是，胡佛时期偏向大资本的政策，最后导致的是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满。而罗斯福倾向穷人的新政，却为各阶层的焦虑提供了不同的出口，就连被抑制的大资本也因经济的稳定和复苏而燃起了新的希望。复苏的经济为大资本带来的利益，显然加倍地补偿了对大资本的抑制，而穷人则在新政中获得了以制度为保障的生活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关系新的均衡的形成，社会矛盾的逐步缓解，政权基础的稳固，使得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极端思想的市场大为缩小。

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变革是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骨子里对自由的热爱，使美国人哪怕在最坏的情况下都没有丧失最后的清醒，没有丧失对失去自由所带来的恶果的警惕，这一点值得历史铭记。
2008.12.24